尽管2023年世界经济在中国等大型经济体的稳定支撑下表现出优于预期的韧性和弹性,避免了经济衰退和硬着陆的最坏情境,但其表象也粉饰了全球面临的深层次潜在危机和结构性脆弱。2024年全球不平等、分化乃至分裂风险挥之不去,复苏进程面临多重困境。
一是通胀压力持续存在。全球总体通胀率在2022年达到三十年来最高值8.1%后,联合国预计2023年将显著放缓至5.7%,国际粮食和能源价格总体均呈下降趋势,但全球总体通胀率仍高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前水平。进入2024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主要生产国出口管制加码、厄尔尼诺现象回归将对全球大宗商品市场造成新的供给冲击,从而可能重新推高总体通胀率。此外,核心通胀率由于延迟传导且粘性高于预期,虽然也在放缓,但降幅远小于总体通胀率,反映出住房、交通和劳动力成本依然居高不下。更持久的通胀压力依然是2024年全球面临的关键政策挑战。
二是粮食不安全和贫困加剧。粮食安全信息网络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人数比2022年增加了2160万,总人数达到2.38亿,占全球人口3.0%;世界银行集团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有6.91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占全球人口8.5%。2024年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将继续推高家庭生活成本,相较于食品支出占消费者总支出比例低于15%的发达经济体,比例超过30%甚至近40%的发展中国家将遭受更严峻冲击,尤其是这些国家中的最贫困家庭和人口。
三是能源转型依旧艰难。联合国预计2023年全球能源投资较2022年增长7%,达到创纪录2.8万亿美元,其中可再生能源发电、电网和电池存储、能源效率等清洁能源投资超过1.7万亿美元,中国贡献了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的41%,领跑全球。然而,2023年清洁能源投资占总能源投资比重较2022年约下降1个百分点,换言之,尽管清洁能源投资水平在增长,但化石燃料投资增长更快且超过了疫情前水平。预计2024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相对于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依然存在巨大缺口。
四是劳动力市场加速分化。2023年发达经济体劳动力市场保持强劲,就业率持续提升、失业率接近历史低点,劳动力短缺推高了名义工资、提高了工人议价能力,过去四十年不断扩大的工资不平等现象明显改善,但大多数国家名义工资增长却未能跟上消费者价格涨幅,导致分配底层的实际收入损失。而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西亚和非洲地区,2023年失业率仍超过疫情前水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普遍面临大量非正规就业、巨大性别差距和高青年失业率等结构性弱点。2024年经济增长放缓将继续给许多地区就业前景带来压力,货币紧缩周期的滞后效应将继续带来建筑等众多行业就业水平的急剧下降。
五是国际贸易阻力重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计2023年全球贸易总额将降至31万亿美元以下,比2022年创纪录水平下降5%。2024年国际贸易尤其是商品贸易受全球需求疲软、货币紧缩、贸易紧张局势影响将持续承压并延续呈负增长态势。相比而言,服务贸易持续复苏,世贸组织预计2023年国际旅游业反弹至大流行前90%左右,旅游业出口收入达1.6万亿美元。2024年受地缘政治影响,服务贸易可能会延迟全面复苏,更多经济体将从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转向内需驱动型增长战略,全球贸易格局随之重构,国际贸易增长动力加速消解。
六是投资水平持续低迷。联合国预计2023年以实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衡量的全球投资增长率将从2022年3.3%放缓至1.9%,远低于2011年至2019年平均4.0%的增长水平,其主要原因在于发达经济体投资普遍疲软。2024年地缘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加剧将继续对私人部门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产生负面影响,同时,高额债务负担和利息支出及财政空间萎缩也将继续严重制约公共部门投资。
七是国际融资限制日益严峻。由于美联储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持续实施货币紧缩政策,至2023年底,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升至4.9%、欧元区主权债券收益率升至4.3%,长期借贷成本达到近十年来最高水平。对于发展中国家,2023年主权债券利差高于1000个基点的国家占比从2021年7.0%上升至25%。2024年出现的新通胀压力可能促使全球货币政策进一步紧缩,从而引发借贷风险重新定价和利率突然波动,利率上升、汇率贬值和外债高企将进一步限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融资机会,并加剧财政空间萎缩和美元短缺困境,甚至诱发经济危机。
八是官方发展援助背离可持续发展目标。2022年全球官方发展援助支出达到252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占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国家国民总收入比重的平均值为0.37%,仍远低于1970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0.7%承诺目标。且2022年新增官方发展援助大部分流向乌克兰,对乌援助净额较2021年增长了12倍之多。而过去十年,流向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平均每年仅增长0.1%,2022年对非洲官方发展援助较2021年更下降了超过7%。2024年地缘政治和经济分裂将进一步扭曲官方发展援助资源分配并降低资源使用效率,可能导致全球过去数十年取得的发展成果出现逆转。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副研究员)